周思明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恩格斯在《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寫道：“只有工人，英國的賤民、窮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將來拯救英國的正是他們。”魯迅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彪娨晞　度耸篱g》聚焦民眾砥礪奮斗心路歷程，透視豐富駁雜“民史”內涵，是作家梁曉聲與編劇王海鸰、王大鷗以榮膺茅盾文學獎的同名小說為基礎聯袂打造的開年大劇，全劇以東北某省會城市“光字片”棚戶區建筑工人周志剛一家三代人及其鄰居曹德寶、于虹、肖國慶、吳倩、孫趕超、喬春燕等小人物生活軌跡為線索，從20世紀70年代延續到改革開放后的新世紀，深刻反映中國社會和百姓生活跌宕起伏滄桑巨變，鋪展一幅平民百姓為實現美好生活目標努力奮斗的恢宏畫卷，突出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不愧為一部恢宏大氣的“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

　　臻達史詩級創構水準

　　史詩者，“史”與“詩”結合之謂也。其中，“史”需具有一定規模的時空容量。該劇擇取平民視角，抒寫民眾生存奮斗故事。中國社會近50年來發生的三線建設、推薦上大學、恢復高考、對外開放、搞活經濟、國企改革、個體經營、棚戶區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會變動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典型事件基本被作品一網打盡。觀眾會否喜歡一個“普通人笨拙地拯救這個世界”的故事，似乎應該打個問號。但從該劇播出后觀眾的反饋看，這個問號已然被拉直。主創以生動的故事、感人的細節，雄辯印證了歷史是人民群眾而非少數英雄創造的，少數英雄只是順應人民群眾的意志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這就與“英雄史觀”劃清了界線。電視劇《人世間》主創采用現實主義慣用的樸素白描手法，展現平民百姓、普通人物生活細節和堅韌善良品質，全方位展現諸多重大歷史事件，通過周家三兄妹各自不同的愛情、婚姻、家庭、事業，生動展現近五十年跨度的歷史巨變，是真正的“以小見大”，在“平凡”中見出“不平凡”。

　　體現人物形象塑造的扎實功力

　　該劇生動呈現“光字片”社區普通人身上善良、正直、擔當和誠信的優良品質。以建筑工人周志剛一家三代人為代表的平民群體，即便生活再艱辛，也要將心比心，為他人著想；縱是身陷困境，也要互相幫襯、自立自強。普通人的這種團結精神，形象而生動地體現了原著作者梁曉聲所力主的“好人文化”。全劇賴以打動人的，并非“超人”所制造的種種奇觀，而是一種帶煙火氣的百姓負重前行故事。劇中主人公周秉義、周蓉、周秉昆、鄭娟以及周楠、馮玥、曹德寶、于虹、肖國慶、吳倩、孫趕超、喬春燕等人，有的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成為了社會精英；有的努力打拼辛勞謀生，最終也找到人生的坐標。他們的性格命運各有不同，但始終恪守勤勞堅忍、自尊自強、正直善良、珍愛友情、樂于助人的傳統美德，做一個好人是他們的人生信念與信仰。劇情以縱橫交錯的復式結構、跌宕起伏的故事講述、樸實日常的平民生活、接地氣有溫度的人物語言、可親可敬的平民風格與史詩建構，成功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義、充滿溫暖情懷的平民群像，凸顯出現實主義創作的新高度。

　　實現寫實化與寓言化的融合

　　主創將視野投射到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讓思考的線索維系家國熱土，讓情感的脈絡連通普通民眾，讓創作的筆墨記錄時代發展軌跡。劇作所蘊藉和張揚的民本精神和好人文化，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不竭動力。劇中，“光字片”作為吉春百姓居住的棚戶區，其存在與拆遷；周家三兄妹秉義、周蓉、秉昆，分別代表官員領導層、知識分子、平頭百姓，其成長進步過程，都具有一種象征意義，凸顯寓言化創構。生發于此的人生逆境與順境、卑微與傲嬌、黯然與高光，形成一種靈魂內在的張力，產生了令人欲罷不能的戲劇性魅力。劇中，周家人及其周邊的平民工友們，在苦難中頑強生存，在自強中艱難奮斗，遇苦難時不屈服，入佳境時不倨傲，始終懷有助人為樂的悲憫之心。父親周志剛身為一名老工人，正直憨厚，自尊自強，與妻子李素華含辛茹苦，將三個兒女撫養教育成人。老大周秉義、二姐周蓉，都考上了北大，周秉義與曾經患難與共的省長女兒冬梅結婚，他嚴于律己，廉潔從政，一步步地成長為一名黨政高級領導干部。周蓉嫁給著名詩人馮化成，二人雙雙從貴州而北京，從北京而吉春，成為一名令周家驕傲的大學教授。對周家擔當最多的周秉昆，娶了賢惠仗義的寡婦鄭娟，在父親的教育下，位卑未敢喪其志，在曲折的人生路上不斷成長進步。光字片“六君子”性格豪爽，為人正直，在彼此工作、生活遭遇困難的時候，抱團取暖，相互攙扶，凸顯小人物的真誠、坦蕩、仗義。全劇既寫實化也寓言化，既形而下也形而上；不避苦難而超越苦難，直面現實而超越現實，還原歷史而面向未來，為實現“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之目標做出有效的努力，因而收獲了口碑與收視率的雙贏。

　　體現名著向影視轉化“新的平衡”

　　法國著名電影理論家巴贊提出，就改編而言，選擇經典文學與通俗作品究竟有何區別？結果他發現，選擇的原著越重要、文學價值越高，一經改編就會破壞越多原始作品中既有的平衡。原始的平衡來自文學創作，但改編后的平衡卻必須適合新媒介如電影、電視或戲劇的美學建構，并且要和原著本身的藝術“平衡感”旗鼓相當。改編者唯有具備高超才華，方能在文學名著與影視藝術之間建立新的平衡，這絕非簡單的“忠于原著”所能濟事。為此，電視劇《人世間》在原著基礎上，對色調亮度作出調整：原著的色調是鋼鐵式、灰色調、偏硬型，而電視劇則是溫暖的、明亮的、樂觀的；原著是嚴肅文學，生活氣息濃厚，但戲劇性、故事性不強，電視劇加強了戲劇性和故事性。當然，金無足赤，瑕疵難免：比如，周秉昆與駱士賓動輒拳腳相加且致人死亡，予人身處水滸年代之感；周蓉的詩人丈夫馮化成的出軌、離婚，顯得有些峻急；劇中出現多人死亡事件，或有“哈姆雷特之問”過頻之疑。但總體上看，電視劇《人世間》仍不失為一部成功的影視藝術創構。

　　(作者：周思明，為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