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聲名卓著的作家，他出版于1921年的小說集《沉淪》是“中國現代文學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收在這本集子中的三篇小說《沉淪》《南遷》《銀灰色的死》發表后即在當時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于狂怒了。為什么？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直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從郭沫若的這段話中，不難感受到郁達夫小說一經問世就產生的巨大沖擊力。

　　受日本文學界重視

　　郁達夫作品所產生的沖擊力，很快就波及到了國外，根據伊藤虎丸等人編纂的《郁達夫資料》，1923年日本的《雅聲》雜志即刊登了對郁達夫的評述，山上正義、佐藤春夫等人隨后都在文章中談到過郁達夫。1928年，郁達夫作品開始有了日文譯本。根據日本學者大久保洋子的研究：首次翻譯《過去》是在原作發表（1927年2月）的1年后，《沉淪》是在原作出版（1921年10月）的19年后。在1945年以前，《過去》被翻譯6次，《沉淪》被翻譯1次；1945年以后，《沉淪》被翻譯2次，《過去》被翻譯5次。在反復出版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集的過程中，《過去》譯文的整體收錄次數最多，《春風沉醉的晚上》次之，其他作品的收錄較為零散。

　　郁達夫在日本留學，與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等人有過交往，因此他在日本文學界受到重視順理成章。除翻譯郁達夫的文學作品，如小田岳夫翻譯了《過去——外六篇》、岡崎俊夫翻譯了《我的夢、我的青春》，日本對郁達夫的研究也起步甚早。李麗君的研究表明，在日本最早將郁達夫作為對象進行學術研究的，是竹內好發表于1937年1月《中國文學月報》第22號的《郁達夫覺書》，而竹內好的東京帝國大學畢業論文即為《郁達夫研究》。與二戰后郁達夫作品翻譯的興盛同步，日本郁達夫研究在此時也有了全新的突破，伊藤虎丸、稻葉昭二、鈴木正夫等人編纂的《郁達夫資料》《郁達夫資料補編》堪稱重要成果，而伊藤虎丸的郁達夫研究，則將日本的郁達夫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他認為，“郁達夫雖然接受了英國世紀末作家和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的影響，但是與后者在頹廢的后面有欣賞頹廢的審美心理相比，支撐郁達夫的頹廢是傳統的‘感傷悲哀’的審美觀念”。伊藤虎丸看出郁達夫受“外來影響”的外表之下仍保有“中國傳統”的內在底蘊，這不能不說是知音之論。除了伊藤虎丸的“傳統論”，桑島道夫的“理論觀”和比較視野、坂井洋史和井上薰的“性”話語，以及小田岳夫的《郁達夫傳——他的詩和愛及日本》、稻葉昭二的《郁達夫——他的青春和詩》、平井博的《郁達夫——他在文學上的探索》、鈴木正夫的《郁達夫：悲劇的時代作家》和《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大東和重的《郁達夫與大正文學——從“自我表現”到“自我實現”》等，都是日本郁達夫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郁達夫有日本留學經歷，又和日本文壇有交往，后來失蹤也與日本人有關，這使得日本的郁達夫研究，主要聚焦“郁達夫與日本”，同時致力于解開他的失蹤之謎。

　　與“南洋”文壇互動

　　在郁達夫生活過的另一個域外“南洋”，郁達夫作品的出版和研究也相當活躍，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不但出版了《郁達夫南游記》《郁達夫抗戰論文集》《郁達夫集外集》《郁達夫選集》，還出版了《郁達夫別傳》（溫梓川著）。溫梓川在中國留學時就和郁達夫有交往，因此他為郁達夫所做的傳記視角獨特，不但寫得詳盡生動富有代入感，而且對郁達夫頗為崇敬，提供了不少郁達夫“南洋”生活的細節，對于郁達夫最后的失蹤，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

　　除了馬來西亞的溫梓川，新加坡文學史家方修、作家原甸以及作家兼學者王潤華（出生在馬來西亞）等人也對郁達夫在“南洋”的人生經歷和文學貢獻，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他們不約而同地將“南洋”郁達夫與馬華文壇的糾葛和他最后的失蹤之謎，作為各自的論述重點，體現出郁達夫在“南洋”的“文”蹤重點。方修對郁達夫的肯定，著重在他“南洋”時期的抗日政論，認為這些政論顯示了“郁氏晚年的思想似乎有著一番飛躍的進步”；原甸則特別梳理和分析了郁達夫與“南洋”文藝界圍繞他《幾個問題》一文展開的一場大論戰。相對而言，王潤華對郁達夫的“南洋”論述，從《郁達夫在新加坡與馬來亞》到《中日人士所見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流亡生活》，幾乎可以看作是郁達夫“南洋”人生的簡史。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郁達夫在“南洋”還被黃錦樹、林幸謙等新一代馬華作家作為書寫對象或人物形象，寫進了他們的小說（黃錦樹《M的失蹤》《死在南方》）和詩歌（林幸謙《五四詩刻·郁達夫圖》）中——郁達夫由此被編織進當代馬華文學中，“內化”或融化成了馬華文學的一部分。

　　被英語世界探討

　　郁達夫在英語世界的“文”蹤，主要分布在一些文學選本中，如《沉淪》（Sinking）被夏志清編入《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相對于郁達夫的作品翻譯，英語世界對郁達夫的研究似乎更加投入，成果也更為突出。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耶魯大學出版社）是較早論及郁達夫的研究著作，作者一方面肯定郁達夫“唯有他敢用筆把自己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這種寫法，擴大了現代中國小說心理和道德的范圍”，另一方面也覺得“他自己的想象完全來自真實生活，被其自我狹小世界里的感覺、情欲所支配”，因此有其局限性，是“帶些病態的心靈探索者”。捷克學者普實克在他的《抒情詩與史詩》（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中也討論了郁達夫的創作特色，認為郁達夫“最典型的特色無疑是不穩定的氣質。這種氣質使他在感情的整個音階上來回奔跑，從最低賤可悲的感情，直到最高尚最尊貴的感情如美的感受、自我犧牲等等”，郁達夫都表現得突出。他們對郁達夫的判斷無疑深刻而準確。李歐梵在論及郁達夫時，則更多地從“孤寂”“漂泊”的人生形態和“自我幻象”的追求等方面，開掘出郁達夫“以寫作和暴露他內心魔鬼給他想象中的讀者來祓除和驅去這些內心魔鬼，自白就是他的治療法”，因此“他必須是頹廢的”，因為唯有這樣他才能實現“自我幻象”。這就將郁達夫研究推向了心理分析層面。在此基礎上，加州大學的史書美將郁達夫視為是“以實踐頹廢美學來揭穿傳統道德和美學的真面目”。

　　英語世界中，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R.O.Chang的博士論文《一個與世疏離的天才——郁達夫》，將郁達夫歸結為文學天才，認為“他的小說表現了一種吸引力——一種和人類心靈深處最動人的感情聯結在一起的吸引力”，這個評價無疑是相當高的。比較起來，夏威夷大學的Michael Egan對郁達夫的評價則具體實在得多，“具體”是指他主要研究郁達夫的早期作品，“實在”指的是他認為，將色彩、時間、心理元素、反諷運用代入作品，是判斷郁達夫成為“現代”作家的重要標志。

　　歐洲學者中，除了普實克，斯洛伐克學者多勒扎洛娃堪稱用英語研究郁達夫的重要人物，她不但用斯洛伐克文翻譯過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集（起名《春風沉醉的晚上》），而且還用英文寫過兩本專著：《郁達夫文學創作之特征》和《郁達夫與創造社》。對于郁達夫文學創作的特點，多勒扎洛娃從“自我表現”的多樣性、創作方法的豐富性、文學觀念的變化性等方面，較為全面系統地論述了郁達夫創作的主要特征，雖然論點較為平實，但貴在論述全面。比較起來，荷蘭學者黎德機對郁達夫與佐藤春夫比較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則顯得更有深度。黎德機認為，郁達夫的小說世界，自責心和挫折感同在，疏離意識和性苦悶共存，既吸收中國傳統文學技巧又雜糅西方文學因素，反映出當時中國文化世界的混沌（chaos）狀態。

　　郁達夫的海外“文”蹤，駐足日本、“南洋”，遠及北美、歐洲。總體上看，郁達夫在日本是一個“關心”的對象，在“南洋”是一個“好奇”的對象，在北美歐洲則是一個“研究”的對象。日本通過郁達夫看到了自己的文學影響力和歷史罪孽，“南洋”通過郁達夫看到了自己的文學成長和影響痕跡，北美歐洲則通過郁達夫看到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一切的合成，則構成了郁達夫海外影響的完整“文”蹤。

　　（作者：劉 俊，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配圖由郁達夫之孫郁峻峰提供）